1942年5月27日，中共早期领导人与创始人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逝。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笔名顽石等。1879年生，安徽怀宁人。少时读私塾，1896年中秀才，后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1901年因从事反清活动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1903年被日本政府遣返回国，1907年再赴日本。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袁“二次革命”，被捕入狱。1915年创办《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积极提倡民主和科学，提倡文学革命。

五四运动后，陈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发起和成立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主要创建人之一，1921年在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任中央局书记，主持党中央工作。在中共二大至五大期间，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大革命时他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实现中国的民主革命。大革命后期，他主张中共放弃武装，服从国民党领导，结果大批共产党人惨遭屠杀。

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对前途更加悲观失望，变为取消主义者，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并在上海成立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1932年10月，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后囚居南京。1937年8月被释放出狱，国民党以高官厚禄拉拢他，陈严辞拒绝。陈独秀主动找中共党组织，向叶剑英要求去延安工作，被中共拒绝，只好移居武汉、重庆，最后移住江津。

陈病逝前生活极为艰辛，靠朋友帮助勉强为生。陈死后的丧葬费都是旧日北京大学友人捐赠。

陈独秀的留学与办报生涯

《青年杂志》第一期

《新青年》

五四运动中，国立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1901年10月，陈独秀首次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堂师范科学日语。1902年3月返回，组织青年励志社。9月，陈独秀再次赴日，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陈独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903年3月31日夜，陈独秀、张继、邹容3人强行剪去湖北陆军学生监督姚昱的辫子，因而被遣送回国。

陈独秀回到安庆后，1903年5月17日在藏书楼发表拒俄演说，创办安徽爱国会。当官府开始镇压时，陈独秀逃往上海，和章士钊、谢晓石、张继等人出版《国民日日报》，社址设在新闸新马路梅初里。同年12月1日，上海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国民日日报。此后，他回到安庆。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和房秩五、吴守一创办白话文《安徽俗话报》，“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他担任所有编辑和发行工作。报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行量从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为最受欢迎的白话文报纸之一。这份报纸从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页，大约15000字。自第16版以后，该报又增加了16个话题，包括军事、中国哲学、卫生学、天文学等。这些增加的话题几乎都是他自己所写，他使用三爱这个笔名，至少发表了50篇文章。后来由于受到政治压力而停刊。

1905年秋，陈独秀在芜湖发起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并任总会会长。1907年春，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

1908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应邀回乡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

1913年，陈独秀追随柏文蔚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在芜湖一度遭龚振鹏逮捕，后获释。

1914年春，反袁运动失败后，陈独秀再度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一问，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成立国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在其中没有权利，无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舆论哗然，不少人指责其不爱国。

1915年夏，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9月15日创办月刊青年杂志（由群益书社发行），次年更名为《新青年》（副题La Jeunesse），自任总编辑。（1926年停刊）陈独秀在这份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提出6个原则：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大力鼓吹“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指“科学”Science），激烈攻击儒教和传统道德，“打倒孔家店”。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青年人中影响很大。

陈独秀在1917年二月号的《新青年》杂志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认为中国社会黑暗的根源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单独的政治革命不能生效，“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氵于”，需要先进行伦理道德革命，于是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主张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文章内容也要趋向实际。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任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得到北京大学校长的批准，他收集李大钊、胡适、鲁迅和钱沅的作品。为了扩大编辑部，他将《新青年》迁到北京。

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和李大钊合办《每周评论》杂志。1919年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教授会主任，撤换了陈独秀。此后接连在每周评论发表激进文章，如《每周评论》18号刊登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4月20日，陈独秀公开点章宗祥、曹汝霖、江庸、陆宗舆为亲日派四大金刚。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研究室与监狱》，提出入监狱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6月11日，陈独秀在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9月16日保释出狱。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建党

1920年初陈独秀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陈独秀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独自、或与少数同志联名反对共产国际领导层发出的一些明显的投降政策，但都遭到苏共和共产国际当权派的政治弹压。

1922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与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陈独秀和几乎所有中共领袖最初都表示反对。他也日益对莫斯科的意志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挥感到不满。但是到了同年8月20日，陈独秀主持西湖会议，终于勉强表示服从马林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同意加入国民党。随后陈独秀等人加入了国民党。并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

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占领龙华时，中共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暴动，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郑超麟家里，向前线指挥部周恩来、赵世炎发布命令，攻打闸北天通庵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北火车站，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陈独秀一度想掌握进入上海的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但是白崇禧将薛岳调走，于是陈独秀下令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准备进行防御战（蒋介石到上海），陈独秀发表《告世界工人阶级书》和《告中国工人阶级书》。4月4日，陈独秀与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并随汪去武汉。4月12日，纠察队和蒋介石直接冲突，发生四·一二政变。

1927年，共产国际和中共在中国的势力,在汪精卫相继发动的七一五政变中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7月12日，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陈独秀被停职，于是给临时中央发了一封辞职信。陈独秀则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吸收了中国当时最优秀青年的总汇。1927年8月7日，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主持八七会议，禁止陈独秀参加，在会议上公开批判陈独秀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此后，陈独秀由于对共产国际不满，倾向于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过，他也不赞成同样背离共产国际路线的毛泽东农民革命的思想。1929年11月16日，陈独秀因在中东路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被开除党籍。后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公开信。陈独秀是少数经过30年代还幸存下来的中共领袖之一，不过对于自己所创建的政党已经不再能产生任何影响。

陈独秀脱离共产党之后

1931年5月，陈独秀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15日，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创办非法政党的罪名），随后移交南京政府。国民党各地党部、省主席、司令等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予以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和骂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的评论。（《红色中华》1933年5月8日当日报道《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讨饶》）另一方面，已经成为名动全国的大律师章士钊主动免费为陈出庭辩护，胡适、傅斯年等人纷纷出来为其说话。

1933年4月，公开开庭审判，章士钊在法庭慷慨陈词，赢得旁听一片赞誉。结果，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此后，其自辩和章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汇编，还被上海沪东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判刑后囚禁于南京。在南京狱中，陈利用国民党的优待条件，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

1936年3月，在《火花》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称“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乃至于把党，把各阶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的简直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陋。”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提前获释。此后拒绝出任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出钱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的邀请去美国，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同时也拒绝去延安。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保持低调，而且转向了自由主义。此后对文学和民主发展，继续当年在狱中的研究，特别对斯大林时代的反思，也被后人认为难出其右者。

陈独秀对“五四”现代应用文发展的贡献

陈独秀认为：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他曾有“华美无用之文学”的措辞，钱玄同提出质疑，此“无用”二字是否与一贯之主张有冲突。其实，此“无用”二字表达了陈氏一种很重要的文章观念。所谓“无用”，即无实用之谓也，并非无价值。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线。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魏晋以后，应用之文骈化倾向日益显著，大有不骈就不能作文的趋势；唐宋古文家企图扭转这种风气，其策略不是促进小说的发展，戏剧的新生，以减轻应用文体肩负的美文职能，反而加速了应用文体文学化的步伐，使其变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应用的品格。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都未能将应用文体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

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碑铭墓志，极量称物，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表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陈独秀深谙此弊，提出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彻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同。经钱玄同、刘半农的进一步论证补充就完全具有实际的操作价值了。（摘自《应用写作》杂志1994年第4期第45页《“五四”现代应用文发展简述》）

陈独秀的性格

小时候的 陈独秀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一九零三年，二十五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

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一九零四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